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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宣传环保 大学生19天骑行千余公里

时间:2019-02-06 08:20 来源:未知 作者:dd 阅读:

这是一个带皮套的黑色笔记本,厚重,棱角磨损,仔细看侧缝能发现些泥点。它是黄希为今年暑假骑行专门准备的。

1999年生的黄希是武昌理工学院2016级工程专业的学生。8月3日,来自孝感孝昌县的他独自从老家出发,历时19天骑行一千多公里到上海,沿途在长江中下游向5000多人宣传环保,获得16个市县环保部门的点赞。

9月27日,黄希带着他的笔记本又出发了。在由湖北省宣传教育中心举办的全省社会教育培训班上,黄希代表武昌理工学院环保协会参加。他在前一晚将骑行经历制成PPT,“直接把我的骑行环保宣传丢在里面,会让大家眼前一亮”。

这个因目睹家乡污染而环保道的大学生,了沿途很多人。无独有偶,来自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)、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)等高校的58名大学生,也在去年夏天开展“我为家乡测河流”环保公益实践活动,以实地调研来的环保意识。

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选择为家乡做环保,环保的社会力量正在集结壮大。这显示了一种可能性:环保人人可为。

帐篷、防暑急救药、简单的食物、修车工具……“装备”备好,8月3日一早,黄希一人从孝感老家出发了。

无论骑行还是独行,对黄希来说都不是第一次。大一那年,他独自从武汉步行26个小时回家;今年2月,他骑行到湖北、河南等地,用的是高三时买的绿色山地车。

8月的旅程是他骑行最长的一次——从湖北孝感出发,沿着长江流域一向东骑到上海,沿途做问卷调查。问卷名为“孝感—上海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文明建设”,这是他和学院其他5名同学的暑期社会实践课题。按照计划,4名同学在孝感,1名在崇明,他则从孝感出发到崇明与同学碰头。

“先要拉近跟人的距离。”他说,看见有人在树荫下乘凉,他便停车,面对一大群人,他先喊一声“师傅”打开场面,谁先接茬他就走到谁身边,介绍自己的身份、骑行计划、环保调查,“我是一名来自湖北的大学生,在做生态环保宣传……”接着用话题吸引他们,比如问对方觉得当地公厕怎么样,从而聊到环保方面。

一口气介绍完这套“勾搭”技巧后,黄希说:“不能一开口就是环保。”因为,沿途经过的乡村大多只见村民、小饭馆老板、打工者,要找到他们各自感兴趣的话题才可能深入交流。

暑期前正值收割季,农作物秸秆焚烧是黄希关注的重点。“其实很多人不敢焚烧秸秆是因为怕罚款,但很少有村民知道秸秆焚烧带给的危害有多大。”黄希说,他在安徽农村宣传秸秆禁烧时,别人会问“我烧了几千年都没事,为啥现在突然不让我烧了?”

向人焚烧秸秆的原因、垃圾分类的益处、水生动植物的重要性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环保基础知识,成了他宣传环保的主要内容。

在上,黄希往往是天刚亮就起床,在公共厕所洗漱,再规划一天的线。上但凡见到人群在广场、树荫下纳凉,他便凑过去宣传环保知识,顺便填写问卷。为了表示礼貌,他常常半蹲着或者半跪着和人们讲,一趟行程下来,膝盖上竟也磨出了茧子。

为减少纸张浪费,黄希并没有将问卷打印成纸质版,只带了两份纸卷上,由他挨个提问,再一一将调查对象的答案记在笔记本上,留下对方签名以确保问卷真实有效,“毕竟直接让人填问卷显得生疏,而且有些人不识字,需要先”。

一般白天做调研、宣传环保,晚上8点到11点才是赶的黄金时间,骑累了就在广场、公园或旁露营休息。有几日恰逢东南沿海刮台风,他便进网吧躲一躲。

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,感谢黄希同学支持环保的志愿行动,愿大家共同践行”——这是8月20日在最后一站崇明,崇明区环保局工作人员范玉婷在黄希本子上写下的一段勉励之语。

沿途16个市县环保部门的点赞,尽在黄希的黑色笔记本里。本子里还记录了问卷调查结果、对象留言以及他的个人感想。

“生态不仅仅需要及相关部门努力,更需要社会上爱心人士主动参与其中。”武汉市黄陂区环委会陈斌告诉记者,8月3日,当黄希出现在他们办公室时,他大吃一惊。有十年环保工作经历的他,近年来遇见不少环保爱好者,每到一地就来拜访当地环保部门,但这是他第一次遇到大学生。

起初,黄希并不懂如何跟人交流。“甚至连见人叫什么都不知道。”黄希的系主任黄周满笑着说,她非常关注黄希的这次骑行活动,认为既是学术调研也是对学生毅力的锻炼。最初黄希曾来找她询问:到环保局叫别人叔叔,行不行?她不禁觉得好笑,告诉黄希,如果不知道对方的职务,则称呼“老师”。

在那个厚厚的笔记本上,还能见到各式各样的留言,有卡车司机写的“加油”,有武汉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)专业学长的鼓励,还有陌生人写的“不畏风雨,不惧骄阳,热心环保,一顺风”。

黄希的脸皮正是在一次次开口中渐渐磨厚的。出发后的第4天,他从湖北进入安徽,在安庆坐轮渡渡江时,等人满了船开了,他吆喝一嗓子把大部分船友聚拢到一块儿,开头第一句是“百年修得同船渡,听我一句环保言”。

“一上宣传环保,遇到的叔叔阿姨都会叫我去续水。”黄希说,到了环保部门,工作人员会给他泡茶,交流环保知识后还送给他一些宣传材料。在向一家商店老板做问卷调查后,对方送给他一瓶绿茶;还有拉面馆的老板,曾免费加了一杯豆浆。在池州市牛头山镇,他巧遇正在做整改的工人,他们在十几公里长的管道下安装传送带。黄希没有放过这个机会,向一群戴着安全帽的大叔讲起了环保。

一的骑行,也让黄希见到了最美丽的风景:大河大桥,在落日的映衬下,异常壮观。“每条河都那么美丽。”黄希说。

9月的江城,阳光炽烈。9月4日,负责学院迎新工作的黄希在阳光下登记个人信息,大颗汗珠从他脸上流下,“跟骑行比起来这算啥?那时在太阳底下一点遮蔽都没有”。

今年2月的骑行是黄希第一次远程骑行,至今想来依然觉得后怕:骑着骑着,突然公塌方;喝水间隙,前面公上落下十几块沙包大的石头。“早期的骑行经历既是锻炼,也可以让父母放心。”黄希说,出发之前他给家人做了很多思想工作,才他们。他还特意到学院的团委盖章,证明自己的学生身份,然后到孝昌县、周巷镇拿到盖了公章的证明。

骑行到上海时,黄希与在沪工作的姐姐黄欣见面。黄欣说,她最担心的是安全,“露营会不会有,通安不安全……尤其是那几天有台风,每天都在跟他保持联系”。

大一时黄希徒步回家就有武汉报道过,以前过年回家,总有亲戚朋友会当着黄希的面说他上新闻了。黄欣曾在网上看到一些负面评论,忿忿不平,“有人说他是在网吧把钱用完了才走回家,还有人说就是‘装’……”黄欣忍无可忍,匿名去留言反驳:“这简直就是网络,尤其是对涉世未深的学生,会带来很大压力。”

骑行沿途,黄希会在网络上分享每天行程,不少人留言鼓励。这次骑行被报道后,也有亲戚在“黄氏大家庭”微信群夸他“敢闯敢干,很不错!”

“也许对他而言,分享每天的行程也算是一种支撑力,帮助他监督。”但黄欣担心这种的方式可能会来不利影响,“我希望他不要太在意得失,不要太在意是否会得到别人的关注。”

实际上,即便是“绿色江城”这类在当地已小有名气的环保组织,也会面临“是环保还是作秀”的质疑。

今年3月,绿色江城组织志愿者在沙湖边开展“每月湖泊清洁日”活动,一名老人指着正在捡垃圾的大学生说:“这里本来就像个垃圾场一样,应该是来管的,父母花那么多钱让你们到学校不是捡垃圾的,应该好好学习,每个月来捡一次垃圾作秀有什么用?”经过好一番解释,对方才理解。

在骑行上,黄希也遇到过特别冷漠的人,直接声称环保与其无关,甚至还劝说“大学生不要再浪费时间”,黄希笑笑便走开。

记者曾追问黄希为何要专门准备笔记本并去环保部门拜访,黄希坦诚回答:“问卷和留言集中在一个本子上,只是为了方便。”他说,沿途宣传环保才是最重要的,“说不定以后可以把它拿给我儿子、孙子看,告诉他们我做过什么,这是我唯一的。”

“家乡不只是我环保,潜移默化的源动力,也是我环保后,窥探中国乡村变化的缩影。”自去年8月初起去农村教村民垃圾分类的陈立雯说,家乡的垃圾问题一直萦绕在她的心头。今年7月下旬,这位海归硕士最终下定决心回到家乡从事垃圾分类,时常坐着一辆农用三轮车,挨家挨户收垃圾。

在这个夏天,陈立雯所经历所的,是意料之外的村里人的支持,“他们渴望被组织起来,改变目前垃圾随意乱倒的,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”。

近年来,有不少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普及环保。两年前,黄希刚进入大学做介绍时说,自己之所以选择工程专业正是因为看了一部关于环保的纪录片,让他想起从小生活在采石场附近的人。

黄希的家在孝昌县周巷镇,外婆家距离他家三四公里,那里三面环山,风景优美,儿时他常和姐姐一起爬山,度过了愉快的童年时光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山里开了多个采石场,三面的山都被挖没了,夷为平地,从他家走到外婆家的上到处是灰尘,连边的树木也看不见绿色。黄希外公的腿是被采石场的石头压伤的,至今仍时不时去医院检查。好在近年来,附近的采石场几乎都被关停,生态在逐渐好转。

大二时,黄希接过学院环保协会会长的职务,那段时间环保协会新老更替、人员流失,只剩下寥寥数人。黄希带着协会参加湖北大学生绿植领养活动,在学校举办环保表情包大赛,还到汤逊湖边清理道垃圾、测水质,协会规模壮大到50多人。

此次暑期环保调研活动之一的陈杰来自上海崇明,他负责在崇明和宝山做问卷调查。8月21日,他与黄希在崇明岛会合。生物工程专业的他之所以参加环保课题,也与身边有关。小时候陈杰住在农村奶奶家,在小池塘钓螃蟹、龙虾,但是后来虾蟹日益少见,甚至有时会在河里看见农药瓶。

“出发点就是想关注从小生活的,毕竟崇明最大的亮点就是生态。”陈杰说。上海崇明岛,由长江冲积而成,是上海市乃至长三角的重要生态屏障。去年6月,上海市表决通过了将崇明岛建成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决定,通过立法保障崇明“生态立岛”、绿色发展。今年9月5日,2018上海崇明生态岛国际论坛开幕,这是上海明确“要举全市之力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”之后的首次论坛,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专家齐聚,为崇明建设世界级生态岛建言献策。

近两年陈杰再回老家,发现变化颇巨:曾经发臭的小河,经过治理后不再丑陋;农村还实行了垃圾分类,奶奶家以前只有一个铁皮桶,现今村里给每家每户都发了两个颜色不同的垃圾桶,每天都有人回收,一只“可烂”,另一只“不可烂”,简单易记,老人和小孩也能分得清晰。“我和黄希在崇明做问卷的时候,碰到的外来工作人员都说这里好。”陈杰说。

推广垃圾分类的志愿者正是崇明生态改变的要素之一。他们要挨家挨户村民,还要翻开垃圾桶“现场教学”。原先老百姓不理解,埋怨志愿者“没事找事”,自嘲“农民不乱扔垃圾就不错了”,而今一日日耳闻目睹,从不习惯到习惯,也就亲眼了口的渐渐有了起色。

武汉市黄陂区环委会的陈斌坦言:近年来,自上而下加大了整治力度,而基层环保的压力越来越大,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老百姓的生态环保于短时期内难以扭转,“所以特别希望社会上能有更多像黄希这样的年轻人,一起助力做环保”。

只要每个人都尽心尽力自己家乡,改变就会发生。诚如陈立雯所言她的“”——“为了让父母和其他还留在农村的家人,不再在露天焚烧和垃圾围村的生活里”。

(责任编辑:dd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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